一、近代中華民族的歷史任務和辛亥革命
中國共產黨誕生于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是近代中國社會及人民革命斗爭發展的必然結果。
中國是一個有著數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中華民族以自己的勤勞和智慧，曾經創造出世界上獨領風騷的燦爛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然而，當歐美一些國家從十七世紀中葉開始確立先進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又從十八世紀六十年代開始工業革命的時候，中國最后一個封建王朝——清朝的統治者卻盲目地以中央帝國的“康乾盛世”而自傲，自我封閉，拒絕擴大與外國的交往，仍然陶醉于昔日的輝煌之中。而事實是，原來文明程度落后于中國的歐美國家，這時已遠遠地跑在了中國的前面。
盛世已蘊含著衰敗，落后就要挨打。到十九世紀中葉，急于向外擴張的英國，以鴉片和炮艦打開了清王朝這個封建專制帝國閉關自守的大門。中國社會的發展進程，被突如其來的外來因素打斷了。
在此之前，中國封建社會內部商品經濟的發展，已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刺激這種發展，對中國社會經濟起到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壞了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基礎；一方面，則促進中國城鄉商品經濟的發展，給資本主義的發展造成某些客觀的條件和可能。
這種情形，給中國社會帶來了兩個方面的重大變化。
由于外國資本主義的刺激和中國封建經濟結構的某些破壞，在十九世紀下半葉，一些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資于新式工業，中國的資本主義生長起來并得到初步發展。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雖然促進了封建社會的解體，但與此同時，封建剝削制度不但依舊保持著，而且同買辦資本和高利貸資本的剝削結合在一起，在社會經濟生活中占著明顯優勢。因此，資本主義的發展，并沒有使封建的中國變成資本主義的中國，而是變成一個半封建的社會。這是一個方面的變化。
另一個方面的變化，是外國資本主義勾結中國封建勢力壓迫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外國侵略者的目的不是使中國的民族資本得到發展，而是要尋求更廣大的市場，掠奪更多的資源，攫取更豐厚的利潤。為了這個目的，外國列強對中國采用軍事的、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壓迫手段。盡管中國在對外關系中仍保持著獨立國家的形式，但在實際上已被納入不平等條約體系，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遭到嚴重破壞，清朝政府成為“洋人的朝廷”。這種狀況，使中國一步一步地變成一個半殖民地的國家。
上述重大變化，使中國由一個獨立的封建國家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中華民族淪落到深重苦難和極度屈辱的境地。外國資本一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聯合壓迫，嚴重地阻礙著中國的社會發展和政治進步，成為民族災難和人民痛苦的根源。
這樣，中華民族面對著兩大歷史任務:一個是求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一個是實現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在這兩大任務中，前一個任務為后一個任務掃清障礙，創造必要的前提。因此，如何反對外國列強的侵略，擺脫封建專制的統治，改變國家貧窮落后的面貌，解決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的問題，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所面臨的主要問題。
嚴酷的現實，激起中華民族同仇敵愾。外國資本一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主義相結合，變中國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過程，也是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過程。從鴉片戰爭開始，中國人民的反抗斗爭從來沒有間斷過。可是，歷次反對外國侵略的戰爭也好，太平天國的農民戰爭也好，鼓吹愛國救亡和變法圖強的戊戌維新運動也好，號召“扶清滅洋”的義和團運動也好，一次次地都失敗了。
中國人是帶著英、美、德、法、俄、日、意、奧八國聯軍侵占首都北京的民族恥辱進入二十世紀的。那時，展現在中華民族面前的是一片瀕臨毀滅的悲慘前景。中國人民在進行各種未能成功的反抗之后，又起來革命了。
二十世紀中國最初的革命領導者，是新興的民族資產階級。隨著資本主義近代工業的初步發展，中國社會內部新的社會力量一一無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也初步成長起來，從而引起階級關系的新變化。但是，由于這時無產階級還沒有意識到自己的歷史使命，因此它所參加的某些斗爭，還處在民族資產階級的影響之下。
民族資產階級得到初步發展并登上政治舞臺后，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革命有了新的氣象。1905年，偉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發起成立同盟會，提出了實質上是以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為目標的政治綱領，并努力用革命手段來實現這個綱領。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發。1912年元旦，中華民國宣告成立。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使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專制制度就此結束，民主共和國的觀念從此深入人心。辛亥革命開創了比較更完全意義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打開了社會進步的閘門，促進了人們的思想解放，并為此后革命斗爭的發展，特別是為后來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開辟了道路。從這個意義上說，辛亥革命取得的成功是巨大的。它是二十世紀中國人民在前進道路上所經歷的第一次歷史性的巨大變化，孫中山因領導這場革命而成為二十世紀初期站在時代前列的偉大人物。
但是，辛亥革命并沒有一個完整而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綱領，沒有形成一個能夠勝利地領導這場革命的堅強有力的革命政黨。究其根本原因，是領導這場革命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具有很大的軟弱性。它同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而同占中國人口最大多數的下層勞動群眾嚴重脫離，并害怕發動他們。這樣，就使得資產階級革命派沒有力量更沒有勇氣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爭進行到底。
辛亥革命以同舊的反動勢力的妥協而告終，革命的果實落到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手里。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沒有受到削弱，封建勢力依然在中國每一個角落盤根錯節。中華民族面臨的兩大歷史任務一個也沒有解決，中國人民依然生活在貧窮、落后、分裂、動蕩、混亂的苦難深淵中。從這個意義上說，辛亥革命又失敗了。它的失敗，給中國的先進分子以深刻的啟發，使他們逐漸覺悟到必須另外探尋新的救國救民的道路。
二、五四運動和馬克思主義的傳播
辛亥革命后的中國呈現出人們完全沒有想到的一番景象:與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的倒行逆施相呼應，思想界掀起一股尊孔讀經的逆流；從西方學來的多黨制、議會制，成為各派軍閥、官僚、政客借以爭權奪利的工具；1915年日本提出的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再次記錄下中國的奇恥大辱；1916年袁世凱死后，北洋軍閥分成直系、皖系、奉系三大派系，各自割據一方，并以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的爭奪為背景，相互之間展開愈演愈烈的軍閥混戰，使國家陷于長期的分裂和動亂之中。
面對殘酷的現實，資產階級革命派并不甘于失敗。孫中山高舉民主革命的大旗，繼續為實現真正的民主共和而斗爭，但屢遭失敗，陷入困境。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滿懷著對實行議會制的真誠和期望而奔走呼號，慘遭北洋軍閥的卑鄙暗殺。革命黨人發動的反對袁世凱的“二次革命”和護法運動等，換來的是反動軍閥的瘋狂鎮壓。這樣那樣的救國方案都試過了，但沉重的失望代替了原先的希望，國家的情況一天比一天糟。在中國的先進分子中，懷疑產生了、增長了、發展了。
要救國必須尋找新的出路。中國的先進分子從消沉、苦悶和彷徨中走出來，再次在心中燃起熱切的期待，一場巨大的革命風暴在孕育之中。1915年9月，陳獨秀在上海創辦的《青年》(后改為《新青年》)雜志，猶如黑夜中的一道閃電，掀起一場空前的新文化運動的狂飆。這場運動，正是新的革命風暴到來的前奏。
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家們通過對辛亥革命失敗教訓的認真思考，認定要建立名副其實的共和國，必須根本改造國民性。他們以進化論觀點和個性解放為主要思想武器，大力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向封建禮教提出全面挑戰。通過批判封建主義的正統思想――孔學，沖破了遏制新思想的羅網，從而在社會上掀起一股生氣勃勃的、革命的思想解放潮流。但是，他們中的一些人在批判封建正統思想的過程中，也發生過片面性的缺點，夸大了東方文化的落后性，甚至把某些優秀的民族文化遺產也當作封建糟粕一概加以否定。這種偏向對新文化運動的發展，有一定的不利影響。
新文化運動的基本口號是“德先生”(Democracy)和“賽先生”(Science)，也就是民主和科學。當封建主義在社會生活中占據支配地位的時候，提倡民主、反對獨裁專制，提倡科學、反對迷信盲從，有著巨大的進步意義。
初期的新文化運動，是資產階級新文化反對封建階級舊文化的斗爭。但在此時的歐美，資本主義文明的缺陷已經在實際生活中明顯暴露出來。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便是資本主義制度固有矛盾尖銳化的表現。這就逐漸引起新文化運動左翼人士對西方文明價值的懷疑和批判。正是這種懷疑和批判，為他們日后接受馬克思主義奠定了思想基礎。
1917年，列寧領導的俄國十月革命開辟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十月革命第一次把社會主義從書本上的學說變成活生生的現實。它所取得的歷史性勝利不僅喚醒西方的無產階級，而且也喚醒了東方的被壓迫民族。這場在社會主義旗幟下所進行的革命，對中國革命產生了劃時代的影響。由于十月革命發生在情況和中國相同(封建壓迫嚴重)或近似(經濟文化落后)的北方鄰國，因而對中國人民具有特殊的吸引力。一個工人、農民當家作主的新國家的誕生，使正處在苦悶和黑暗中的中國人民看到新的出路和光明前景，給中國先進分子正在苦思焦慮地探索著的種種問題提供合理的解答，更給予為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而苦斗的仁人志士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啟示。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出現了一批贊成俄國十月革命、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
李大釗是中國頌揚俄國十月革命的第一人。他在1918年著文指出:十月革命是“立于社會主義上之革命”，是“世界人類全體的新曙光”。他預言:“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到這時，中國人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條件逐漸成熟。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在短時間內得到迅速發展，中國工人階級的力量隨之發展壯大起來。到1919年五四運動前夕，產業工人已達200萬人左右。這個階級的人數雖然不多，但它同先進的經濟形式相聯系，是中國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并且，由于它深受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和封建勢力的三重壓迫，因而更具有強烈的改變現狀的要求，在革命斗爭中比任何別的階級都要堅決和徹底。中國工人階級的成長壯大，以及此時形成的比辛亥革命時期更為龐大的先進知識分子群，為接受馬克思主義提供了客觀的社會基礎。
在各種社會矛盾日益加劇的情況下，中國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革命出現一個新的遠為壯大的陣營。一場新的人民大革命的興起已不可避免。這場革命以1919年5月爆發的五四運動為起點。
五四運動的直接導火線是中國在巴黎和會上的外交失敗。1919年上半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取勝的協約國一方在巴黎舉行“和平會議”。會議不顧屬于戰勝國一方的中國的權益，規定戰敗的德國將在中國山東獲得的一切特權轉交給日本。消息傳到國內，激起各階層人民的強烈憤怒，以學生斗爭為先導的五四運動如火山爆發般地開始了。
5月4日，北京學生3000余人在天安門前集會，游行示威，掀起愛國風暴。在北洋軍閥政府的嚴厲鎮壓下，這場風暴一度轉入低潮。從6月3日起，學生重新走上街頭講演，又有大批學生被捕。在此重要關頭，工人階級開始以獨立的姿態登上政治舞臺。從6月5日起，上海工人舉行聲援學生的罷工，參加人數達六七萬。隨后，工人罷工、商人罷市如燎原烈火蔓延全國，擴展到20多個省、市的100多座城市。五四運動突破青年知識分子的狹小范圍，發展成為有工人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參加的全國規模的群眾性革命運動。運動的中心由北京轉移到上海，斗爭的主力由學生逐漸轉向工人。
北洋政府迫于人民群眾的壓力，不得不于6月10日釋放被捕學生，宣布罷免親日派官僚。6月28日，中國代表終于沒有出席巴黎和約的簽字儀式。
五四運動是中國革命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它標志著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五四運動的偉大歷史意義，在于它帶著為辛亥革命還不曾有的姿態，這就是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對帝國主義和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對封建主義。
在五四運動中，青年學生親眼看到工人階級表現出來的偉大力量。一些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開始“往民間去”，到工人中去開辦學校、組織工會。這些人后來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骨干。
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中國的先進分子從巴黎和會的實際教訓中，進一步認識到帝國主義列強聯合壓迫中國人民的實質。1920年四五月間，《東方雜志》、《新青年》等刊物刊登蘇俄政府發表的第一次對華宣言。這個宣言宣布“廢棄(沙俄在中國境內享有的)一切特權”。中國人民從蘇俄政府對待中國的態度中，對社會主義有了進一步的了解和感觸。這對社會主義思想在中國的進一步傳播，給予了有力的推動。因此，五四運動以后新文化運動的突出特點，是研究和宣傳社會主義逐漸成為進步思想界的主流。
那時，各種社會主義的觀點在刊物上紛然雜陳。然而，馬克思主義以其先進性、科學性和革命性吸引著中國的先進分子。他們經過深思熟慮和反復比較，最終選擇科學社會主義，先后確立了對馬克思主義的信念。這是五四運動以后新文化運動發展的基本特征。
在五四運動以后的馬克思主義傳播中，李大釗起了主要作用。1919年，他在《新青年》上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比較全面地介紹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經濟學說和社會主義理論。1920年9月，陳獨秀發表《談政治》一文，明確宣布承認用革命的手段建設勞動階級(即生產階級)的國家，表明他已從激進民主主義者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湖南學生運動領袖毛澤東在第二次到北京期間，熱心搜尋并閱讀中文本的共產主義書籍，建立起對馬克思主義的信念。鄧中夏、蔡和森、惲代英、瞿秋白、周恩來、趙世炎、陳潭秋、向警予、高君宇、何孟雄、王盡美、鄧恩銘、李達、李漢俊等，也先后成為信仰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者。一些老同盟會會員如董必武、林伯渠、吳玉章等，也在這時開始確立對馬克思主義的信念。這些有著不同經歷的先進分子殊途同歸的事實表明，認定科學社會主義指引的道路，是他們自覺地在實踐中經過反復比較作出的歷史性選擇。
中國的先進分子接受馬克思主義，從一開始就不是把它當作單純的學理來探討，而是把它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他們以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為指導，積極投身到現實斗爭中去，注意同工人群眾結合，同中國實際結合。這是中國馬克思主義思想運動一開始就具有的一個特點和優點。
三、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和民主革命綱領的制定
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隨著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及其同工人運動的初步結合，隨著一批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先進知識分子的出現，建立新型的工人階級政黨的任務提上了日程。
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得到了列寧領導的第三國際(即共產國際，成立于1919年3月)的幫助。1920年4月，經共產國際批準，俄共(布)遠東局派維經斯基等人來華。他們先后在北京、上海會見李大釗和陳獨秀，討論建立共產黨的問題，并幫助進行建黨的準備工作。
中國共產黨的最早組織是在上海建立的。1920年8月，上海共產黨組織正式成立，陳獨秀任書記。它起到了在全國范圍內建黨的發起組和聯絡中心的作用。10月，北京共產黨組織成立，李大釗為書記。1920年秋至1921年春，武漢、長沙、濟南、廣州等地先后建立起共產黨的地方組織。在歐洲和日本，中國留學生和僑民中的先進分子也建立了共產黨的組織。
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以后，主要開展了幾個方面的活動:一是宣傳馬克思主義，組織進步青年學習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國的實際問題。二是同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潮展開論戰，幫助一批進步分子劃清科學社會主義同其他社會主義派別的界限，最終走上馬克思主義的道路。三是通過在工人中進行宣傳和組織工會的工作，使工人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教育，階級覺悟有所提高。四是建立青年團組織，組織團員學習馬克思主義，參加實際斗爭，為黨培養后備力量。
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所進行的這些活動，有力地促進馬克思主義的進一步傳播及其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使在中國建立共產黨的條件基本上具備了。
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最后一天的會議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舉行。參加會議的各地代表是:李達、李漢俊(上海)，張國燾、劉仁靜(北京)，毛澤東、何叔衡(長沙)，董必武、陳潭秋(武漢)，王盡美、鄧恩銘(濟南)，陳公博(廣州)，周佛海(旅日)。包惠僧受在廣州的陳獨秀派遣，也參加了會議。他們代表著全國50多名黨員。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尼科爾斯基列席會議。
大會確定黨的名稱為“中國共產黨”。黨的綱領是“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直到階級斗爭結束”，“消滅資本家私有制”，以及聯合第三國際。大會討論了實際工作計劃，決定集中精力領導工人運動，組織工會和教育工人。大會選舉產生了黨的領導機構――中央局，陳獨秀為書記，李達、張國燾分管宣傳和組織工作。
黨的一大正式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這次大會是在反動統治的白色恐怖下秘密舉行的，除了會場一度遭到暗探和巡捕的騷擾外，在社會上沒有引起任何注意，好像什么事情也沒有發生。但是，就在這時，一個新的革命火種卻已在沉沉黑夜中點燃起來。從此，在古老的中國大地上出現了完全新式的、以馬克思主義為行動指南的、統一的和唯一的中國工人階級的政黨。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適應了近代以來社會進步和革命發展的客觀要求，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變。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最先進的階級工人階級的政黨，不僅代表著工人階級的利益，而且代表著整個中華民族的利益。中國共產黨從一開始就擁有馬克思主義這個最先進的思想武器，因而能夠為中國革命指明前進的方向。正是這個黨，給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民帶來光明和希望。雖然這時它的力量還很弱小，但它滿懷信心地以改造中國為己任，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實現國家的繁榮富強和人民的共同富裕，開始了艱苦卓絕的斗爭歷程。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的面目就煥然一新。
但是，中國共產黨是在幅員廣大、人口眾多、情況復雜、經濟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開展活動的，從何處著手進行革命，如何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正確地結合起來，搞清楚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區別和聯系，制定出符合國情的民主革命綱領，需要有一個探索的過程。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注意在斗爭實踐中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觀察和分析中國面臨的實際問題。黨逐漸認識到，中國人民所受的最大痛苦，還不是一般的資本主義剝削，而是帝國主義的壓迫和封建軍閥的統治。1922年1月，中國共產黨派代表出席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召開的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這次大會根據列寧關于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理論，指明中國“當前的第一件事便是把中國從外國的羈軛下解放出來，把督軍推倒”，建立一個民主主義共和國。這對于黨制定當時的革命綱領給予了直接的幫助。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12人，代表全國195名黨員。大會通過對中國經濟政治狀況的分析，揭示出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指出黨的最高綱領是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但在現階段的綱領即最低綱領是:打倒軍閥；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這樣，二大就在全國人民面前第一次提出明確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
黨的二大通過的決議案提出把黨建設成為一個革命的群眾性的無產階級政黨的任務，提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是無產階級的忠實代表，旗幟鮮明地展示了黨的先進性。大會通過了黨的第一個章程。
二大還通過決議案，確認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這在當時是必要的選擇，對后來的中國革命產生過積極作用，但也帶來過消極方面的影響。
二大選出由陳獨秀、張國燾、蔡和森、高君宇、鄧中夏五名委員和三名候補委員組成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執行委員會推選陳獨秀為委員長。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建立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集中力量從事工人運動。在黨的領導下，以1922年1月香港海員罷工為起點，掀起中國工人運動的第一個高潮。在持續十三個月的時間里，全國發生大小罷工100余次，參加人數在30萬以上。其中，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開灤煤礦工人大罷工最具代表性，充分顯示出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的力量。
1923年2月4日爆發的京漢鐵路三萬名工人大罷工，使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達到頂點。2月7日，在帝國主義勢力的支持下，軍閥吳佩孚調動軍警在京漢鐵路沿線血腥鎮壓罷工工人。京漢鐵路總工會江岸分會委員長、共產黨員林祥謙和京漢鐵路總工會與湖北省工團聯合會法律顧問、共產黨員施洋等先后被殺害。二七慘案發生后，全國工人運動暫時轉入低潮。
這個時期黨領導的工人斗爭，提供了重要的經驗教訓:第一，中國革命的敵人是異常強大的。為了戰勝強大的敵人，僅僅靠工人階級孤軍奮戰是不夠的，必須爭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第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工人沒有起碼的民主權利，幾乎所有規模較大的工人斗爭都遭到反動軍警的鎮壓，因此，沒有革命的武裝斗爭，僅僅依靠罷工或其他合法斗爭是不行的。中國共產黨人正是帶著這些經驗教訓，進入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大革命時期。
四、第一次國共合作和大革命的興起
1924年至1927年，一場以推翻帝國主義在華勢力和北洋軍閥為目標的革命運動，似滾滾洪流席卷中國大地，人們通常把它稱為“大革命”或“國民革命”。
這時的各種革命力量，遠不如統治著中國的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強大。黨認識到結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的重要性，決定采取積極步驟去聯合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國民黨。
正在這時，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于1923年1月根據馬林的提議作出的關于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關系的決議傳到中國，對促進國共合作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此時的國民黨大體上是代表民族資產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政黨。它在幾經挫折后，沒有多少實力，而且成分復雜，組織松散。但它有幾個不容忽視的優勢:一是它的領袖孫中山在人們心目中是中華民國的締造者，他所領導的國民黨在社會上是有威信的。二是在中國南方建起了一塊能夠容納各種革命力量進行活動的根據地，擁有一支數萬人的軍隊。三是孫中山在經歷多次挫折后，深感其領導的革命必須改弦易轍，真誠地歡迎共產黨員同他合作，歡迎蘇聯援助中國革命。因此，中國共產黨在準備建立統一戰線時，首先同國民黨合作是經過慎重選擇的。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共產黨于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廣州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大會的代表30多人，代表黨員420人。大會正確地估計了孫中山和國民黨的革命立場，決定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實現國共合作。三大還明確規定，在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時，黨必須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保持自己的獨立性。
三大選出新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執行委員會選舉陳獨秀、蔡和森、譚平山、毛澤東、羅章龍組成中央局，選舉陳獨秀為委員長。
三大以后，國共合作的步伐大大加快。1923年10月初，應孫中山的邀請，蘇聯代表鮑羅廷到達廣州，不久被聘為政治顧問。國民黨的改組很快進入實行階段。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由孫中山主持在廣州舉行。出席開幕式的代表165人中，有共產黨員20多人。李大釗被孫中山指定為大會主席團成員。大會通過的宣言，對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作出新的解釋。民族主義突出反對帝國主義的內容；民權主義強調民主應為“一般平民所共有”；民生主義則以“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為兩大原則。這個新三民主義的政綱同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階段的綱領是基本一致的，因而成為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政治基礎。
國民黨一大在事實上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大會選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共產黨員李大釗、譚平山、毛澤東、林伯渠、瞿秋白等十人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或候補委員，約占總數的四分之一。雖然國民黨內部情況相當復雜，但它已開始成為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聯盟。
國民黨一大的成功，標志著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這次合作實現后，以廣州為中心，匯集全國的革命力量，很快開創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局面。
國共合作的實現，促進了工農運動的恢復和發展。
1924年7月，在廣州沙面租界爆發數千名工人參加的政治大罷工。1925年5月在廣州舉行的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上，成立了中華全國總工會。1924年7月起，在廣州開辦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先后由共產黨人彭湃、阮嘯仙、毛澤東等主持，培養了一批農民運動的骨干。
在共產黨人的建議下，國民黨一大決定創辦一所陸軍軍官學校(校址在廣州附近的黃埔，通稱黃埔軍校)。1924年5月，黃埔軍校開學，孫中山兼任總理，蔣介石為校長，廖仲愷為黨代表。11月，旅法歸來的周恩來(中共廣東區委委員長)出任軍校政治部主任，開展了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中國共產黨從各地選派黨、團員和革命青年到黃埔軍校學習。在第一期學生中，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有56人，占總數的十分之一。
在國共兩黨的共同努力下，國民革命的思想由南向北，在全國范圍內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廣泛傳播著。1924年10月，具有進步思想的將領馮玉祥發動政變，推翻直系軍閥控制的北京政府，一時控制了北京、天津一帶，并把所部改編為國民軍。他電請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11月，孫中山離廣州北上，沿途宣傳召開國民會議和廢除不平等條約的主張，形成廣泛的政治宣傳運動。
在中國大地上出現一股向著帝國主義和軍閥勢力猛烈沖擊的革命洪流的同時，一股反革命逆流也逐漸顯現出來。國民黨內部的左右派進一步分化，國共關系逐步復雜化。中國革命面臨許多新的問題需要給予回答。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20人，代表黨員994人。這次大會的歷史功績是，總結國共合作一年來的經驗教訓，提出了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和工農聯盟問題，并對民主革命的內容作了比較完整的規定，指出在反對帝國主義的同時，還要反對封建的軍閥政治和經濟關系。但對如何正確處理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過程中的種種復雜問題，大會沒有作出具體回答，對建立政權和武裝的極端重要性仍缺乏認識。
四大選出新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執行委員會選舉陳獨秀、張國燾、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組成中央局，選舉陳獨秀為總書記。
黨的四大結束后不到兩個月，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逝世，引起全國人民的巨大悲痛。國共兩黨組織各界人民舉行哀悼活動，廣泛傳播孫中山的遺囑和革命精神，形成一次聲勢浩大的革命宣傳活動。國民革命的呼聲在全國各地更加高漲。一場新的大規模的革命風暴就要來臨。
全國范圍的大革命高潮，是從1925年的五卅運動開始的。5月15日，上海內外棉七廠工人顧正紅(共產黨員)被日本資本家槍殺。5月28日，中共中央決定30日在租界內舉行大規模的反帝示威活動。5月30日，上海工人和學生舉行街頭宣傳和示威游行，租界的英國巡捕在南京路上突然開槍，打死13人，傷者不計其數。此后幾天，在上海和其他地方又連續發生英、日等國軍警槍殺中國人的事件。這些事件，激起全國人民的極大憤怒，形成工人罷工、學生罷課、商人罷市的抗議運動。全國各地約有1700萬人直接參加了運動，從通商都市到偏僻鄉鎮，到處響起“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怒吼。
五卅慘案的消息傳到南方，形成有25萬人參加的規模宏大的省港大罷工。罷工工人代表大會決定成立省港罷工委員會，由共產黨員蘇兆征擔任委員長，處理罷工事宜，對香港實行封鎖。在廣州革命政府的支持下，省港大罷工堅持十六個月之久。有組織的罷工工人成為廣州革命政府的有力支柱。
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五卅運動的過程中得到很大發展。到1925年底，黨員人數增加到一萬，一些原來沒有黨組織的地方建立起黨的組織。
在五卅運動蓬勃發展的有利形勢下，1925年7月1日，國民政府在廣州建立，汪精衛當選為主席，鮑羅廷被聘為高等顧問。國民政府成立后，將黃埔軍校校軍和駐廣東的粵軍、湘軍、滇軍先后改編為國民革命軍6個軍，共8.5萬人。共產黨員周恩來等擔負起國民革命軍中的政治工作。在此前后，國共兩黨通力合作，經過兩次東征和南征，消滅盤踞東江一帶的軍閥陳炯明部和廣東南路的軍閥鄧本殷部，并平息滇軍、桂軍在廣州發動的叛亂，統一了廣東革命根據地，為舉行反對北洋軍閥的戰爭準備了比較可靠的后方基地。
伴隨著革命運動的迅速發展，國民黨右派掀起的反共逆流也在滋長。更為嚴重的是，蔣介石因在創建黃埔軍校和統一廣東根據地過程中的作用，以及謀取主管軍事的權力，其影響和地位已大大增強。他開始加強對共產黨的限制，反共面目越來越明顯。
在國民黨新老右派變本加厲的反共活動面前，共產國際指示中共中央，共產黨如果同國民黨新右派進行斗爭，必將導致國共關系破裂，因而主張妥協退讓。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也堅持這種意見。中共中央只能執行共產國際的指示，使得妥協退讓的意見在黨內占了上風。
1926年1月，國民黨在廣州舉行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共中央妥協退讓的結果，使國民黨右派在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中占了優勢。3月18日，國民政府海軍局代理局長、共產黨員李之龍奉命派中山艦到黃埔后，立刻謠言四起，說是要劫持蔣介石。3月20日，蔣介石以所謂中山艦事件為借口，在廣州實行緊急戒嚴，監視并軟禁共產黨人，包圍省港罷工委員會和蘇聯顧問辦事處。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代表妥協退讓的結果，使共產黨員被迫退出國民革命軍第一軍。這一事件后，汪精衛稱病去職，蔣介石為取得最高權力又邁進了一步。在5月15日召開的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上，蔣介石提出所謂《整理黨務決議案》。由于中共中央的妥協退讓，決議案獲得通過，擔任國民黨中央部長的共產黨人都辭去職務，蔣介石卻擔任了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兼軍人部長，隨后又當上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成為掌握最高權力的人物。
中山艦事件發生后，蔣介石的立場進一步轉到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方面。但是他的實力有限，還需要得到共產黨和蘇聯的支持，因此沒有立刻同共產黨公開分裂。這時已到北伐戰爭的前夜。北伐的軍事指揮權主要掌握在蔣介石手中這個事實，表明革命形勢雖然在迅速發展，但已經埋伏著嚴重的危機。
五、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軍和大革命的失敗
北伐戰爭的直接打擊目標，是受帝國主義支持的北洋軍閥，主要有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三派勢力，其兵力達70萬人。這時，國民革命軍除廣東原有的6個軍外，增加了新歸附的第七、第八軍，共有10萬人左右。針對敵我兵力懸殊的形勢，國民革命軍在以加倫為首的蘇聯軍事顧問的建議下，制定了集中兵力、各個殲敵的戰略方針。
根據這個戰略方針，1926年5月，國民革命軍先頭部隊出兵湖南。7月9日，正式出師北伐。在沿途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持下，北伐軍勢如破竹。到9月6日、7日，兩湖戰場的北伐軍分別占領漢陽和漢口。10月10日攻克已被圍困月余的武昌，全殲吳佩孚部主力。江西戰場的北伐軍也于11月初殲滅孫傳芳部主力，占領九江、南昌。福建方面，12月中旬不戰而下福州。北方馮玉祥部于9月17日在綏遠五原誓師，揮軍南下。11月間，國民軍聯軍已控制陜西、甘肅等省。到1926年底，國民革命軍已控制了除江蘇、浙江、安徽以外的南部各省。馮玉祥的國民軍聯軍也已控制西北地區，準備東出潼關，響應北伐軍。北伐戰爭勝利的大局已定。
北伐戰爭能夠在短時間內取得如此巨大的勝利，是國共合作結出的豐碩成果。在北伐過程中，國共兩黨之間雖存在矛盾，但基本上是團結的，仍能集中力量共同對敵。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在作戰中舍生忘死，發揮了先鋒模范作用。共產黨員葉挺領導的獨立團，成為贏得“鐵軍”稱號的第四軍中英勇善戰的一支部隊。共產黨人進行的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使北伐軍的許多指戰員有著明確的革命目標和不怕犧牲、英勇作戰的革命精神。共產黨人還在發動工農群眾方面作出巨大貢獻，使北伐軍所到之處，都能得到廣大工人、農民和其他革命群眾的直接支援。此外，蘇聯軍事顧問的幫助和蘇聯提供的物資援助，對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軍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隨著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軍，工農運動以空前的規模迅速高漲起來。在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廣大農村，到處燃起革命的烈火。農民建立自己的政權和武裝，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把統治幾千年的封建特權和土豪劣紳打得落花流水，真正做到了“一切權力歸農會”，造成一個空前的農村大革命的局面。在城市，工人在工會組織的領導下，仿效省港大罷工的經驗，組織武裝的糾察隊。一些城市相繼舉行罷工，大都取得勝利。1926年10月和1927年2月，上海工人兩次發動的武裝起義雖然失敗了，但在革命群眾中產生很大影響。群眾性的反帝斗爭蓬勃展開，推動國民政府收回了漢口、九江的英租界。
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軍和工農運動的高漲，未能遏制革命陣營內部的危機。蔣介石進一步加緊對軍隊和政權的控制，實力迅速膨脹。帝國主義列強認定蔣介石等所代表的勢力同樣是反共的力量，開始對他們進行拉攏。不少原來屬于北洋軍閥或地方軍閥的軍隊紛紛接受蔣介石的改編，一批批政客、官僚也投靠到蔣介石身邊。
在這種背景下，蔣介石的反共面目公開暴露出來。他提出要把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遷到北伐軍總司令部所在地南昌，以便置于他的直接控制之下。在他的指使下，贛州、九江、安慶等地都發生殺害共產黨人和搗毀總工會、國民黨左派控制的黨部等嚴重事件。南方革命陣營分裂的明朗化，表明蔣介石右派集團的公開叛變只是時間問題了。
這時，共產黨人本來應該而且有可能直接掌握更多的軍隊和一部分地方政權，以便應付可能發生的突然事變。可是，中共中央忽視對軍隊的爭取，片面地著重于民眾運動。結果，當蔣介石發動突然襲擊時，中共中央不僅在精神上缺乏準備，而且在實際力量對比上難以組織起有力的反抗。大革命走向失敗的趨勢，已很明顯了。
面對革命陣營隨時可能發生分裂的嚴重局面，中共中央于1926年12月13日召開特別會議。陳獨秀提出既要防止“軍事政權”的“向右”，又要防止民眾運動的“向左”。在迫在眉睫的危局中，這次會議沒有能夠解決黨如何生存并堅持斗爭的問題，反而決定對群眾運動采取消極壓制的方針，造成的后果極其嚴重。會后，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方針開始在實際工作中得到貫徹。
對于這種右傾錯誤，黨內一部分同志進行了抵制和反對。毛澤東在1927年初對湖南農民運動進行32天考察。他在所寫的考察報告中，尖銳地批駁黨內外對農民運動的種種責難，論述了農村革命的偉大意義。瞿秋白等也對右傾錯誤進行了比較系統的批判。
1927年3月21日，當北伐軍推進到上海近郊時，英勇的上海工人在陳獨秀、羅亦農、周恩來、趙世炎、汪壽華等組成的特別委員會領導下，發動總罷工，隨即轉為武裝起義，由周恩來擔任總指揮。經過三十多個小時的戰斗，占領上海除租界以外的地區，并成立上海特別市臨時市政府。這次起義的勝利，充分顯示了中國工人階級的力量。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勝利后，屯兵上海南郊的北伐軍開進市區。3月24日，北伐軍占領南京。當天下午，游弋在長江江面的英、美軍艦借口保護僑民，猛烈炮轟南京，造成中國軍民嚴重傷亡。南京事件后，蔣介石加快了勾結帝國主義實行反共的步伐。4月初，蔣介石等在上海舉行秘密會議，決定用暴力手段實行“清黨”。
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區委對蔣介石的陰謀活動有所覺察，力圖鞏固革命成果。但共產國際仍對蔣介石抱有期望，不贊成同蔣破裂。這樣，由陳獨秀出面，同剛從海外歸國的汪精衛于4月5日發表聯合宣言，把“國民黨領袖將驅逐共產黨，將壓迫工會與工人糾察隊”說成是“謠言”，要求“不聽信任何謠言”。汪陳宣言的發表，使一部分共產黨員放松警惕，誤以為局勢已經緩和下來。
4月12日，蔣介石突然在上海向革命群眾舉起屠刀，發動反革命政變。隨后，在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廣東、廣西等省也相繼以“清黨”為名，大規模捕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僅廣東一地，被捕殺者就達2000多人。北方的奉系軍閥張作霖也捕殺大批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4月28日，李大釗在北京英勇就義。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發生后，國內政局迅速逆轉。除以張作霖為首的北京政府外，蔣介石于4月18日在南京另行成立“國民政府”，以與武漢的國民政府相對立。這就在全國形成了北京、南京和武漢三個政權對峙的局面。
這時的武漢政府基本上還是革命的政府，直接管轄湖北、湖南、江西三省。中共中央遷到武漢后，繼續同在武漢的國民黨人合作。
在革命的緊要關頭，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漢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80多人，代表黨員57967人。大會未能對武漢政府的各派作出正確的分析，導致了對汪精衛一派的右傾遷就政策，未能在黨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為全黨指明方向。
黨的五大第一次選舉了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中央委員會選舉了中央政治局，并選舉陳獨秀、張國燾、蔡和森組成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陳獨秀為總書記。五大產生的中央領導機構，未能解決全黨堅強有力的領導問題，自然無法遏制愈來愈惡化的局勢。
黨的五大閉幕后，武漢政府所轄地區的危機越來越嚴重，反共事件不斷發生。在這種情況下，鮑羅廷和陳獨秀等仍企圖以讓步來拉住汪精衛集團。黨內對陳獨秀右傾錯誤的不滿越來越強烈。7月中旬，根據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指示，中共中央實行改組，由張國燾、李維漢、周恩來、李立三、張太雷五人組成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務委員會。7月13日，中共中央發表宣言，強烈譴責武漢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已在公開地準備政變，決定撤回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員，同時聲明共產黨將繼續支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爭，愿意同國民黨內的革命分子繼續合作。這個宣言雖然發得遲了一點，但對振奮黨內的革命精神起了積極的作用。
7月15日，汪精衛召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擴大會議，正式同共產黨決裂。第一次國共合作終于全面破裂，持續三年多的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最后失敗了。
這次大革命失敗的原因，從客觀上說，一是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聯合力量比革命陣營的力量要強大得多，并且有更多的政治經驗；二是國民黨背信棄義地對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工農群眾發動突然襲擊。在主觀上，是陳獨秀等人在后期犯了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
在大革命的初期和中期，黨的路線基本上是正確的，因而獲得很大的勝利。但是，這時的黨終究還處在幼年時期，是在統一戰線、武裝斗爭和黨的建設方面都缺乏經驗的黨，是對于中國的歷史狀況和社會狀況、中國革命的特點和規律都懂得不多的黨，是對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還沒有較深刻了解的黨。因此，黨的中央領導機關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動搖不定；在大革命的后期，受了反革命勢力的欺騙，沒有能夠領導全黨采取果斷有力的措施，革命遭到失敗就難以避免了。
中國共產黨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直接受共產國際的指導。共產國際及其代表雖然對大革命起了積極的作用，但由于他們并不真正了解中國的情況，也作出過許多錯誤的指示，出了一些錯誤的主意。幼年的中國共產黨，還難以擺脫共產國際的錯誤指導。這對釀成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有直接影響。
曾經造成很大聲勢并取得重大成果的大革命雖然失敗了，但它仍然具有深遠的意義。通過這場大革命，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張成為廣大人民的共同呼聲，黨在群眾中的政治影響迅速擴大，黨的組織得到很大發展，千百萬工農群眾開始在黨的領導下組織起來，黨還開始掌握一部分軍隊。尤其是通過革命勝利和失敗的反復，黨經受了深刻的鍛煉和嚴峻的考驗。所有這一切，為黨領導人民把革命斗爭推向新的階段準備了條件。
